眼下灾民最急需： 有才能的四川人回家乡援助

多维社记者 柯宇倩

　　救灾物资与捐款大量涌入四川地震灾区，然而，对于饱受灾难煎熬的幸存者与在前线救灾、报导的人来说，心理层面的创伤却无法以物资来抚平。多维社5月20日采访到到现场救灾的中国危机公关管理专家倪剑女士，她表示， 国难面前， 我们作为国家公民， 应当尽自己最大能力展现爱心。
这是她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机构帮助下组织了一支心理辅导志愿者团队赶赴灾区的原因。电话采访中， 她也十分担忧，目前还是有一部分灾民的心理压力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是有时限的。救灾期间，国内众志成城，爱国之情激昂，国外纷纷哀悼，希望提供人道援助，一切都是团结和谐的。然而，根据心理学原理，一般大灾难的受害者在受灾早期因刚刚死里逃生而心怀感恩和无欲无求，处于马斯洛心理需求理论的第一阶段；在遇灾的四周后则将转入下一阶段的心理状态——觉得不公平，“凭什么自己要遭殃”，“为什么会遭殃”，并开始有愤怒、想报复、妒忌等心理受伤反应。这样的心理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的人甚至伴随一生。加之天气原因，大部分灾民长期生活在救灾棚里，容易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抑郁与焦虑。
　　上海申尼邦德公共关系咨询公司总裁倪剑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教授合作，为真正做好灾后重建的咨询和培训服务的计划，5月18日、19日由倪剑率领一支八人专家团队前往灾区了解实际情况，这支包括危机公关管理与心理咨询专家的队伍带着救灾物资，进入了成都、都江堰与绵竹汉旺镇。

　　 能帮者怎么帮，求助者向谁求？
　　倪剑对多维社表示，他们的目的是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为四川灾区人民做灾后重建服务。
　　“去后发现，一部分灾民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尤其是在地震中好不容易逃出来的灾民们，他们处在恐惧不安的状态中，而非如外界通过媒体宣传而感受到的‘具有安全感’；外界只看到营救他们的一面的惊心动魄。”倪剑说。
　　不只灾民的心理创伤需照料，倪剑向多维社表示，灾区的所有营救人员、到现场做决策管理的官员们还有媒体记者，都非常疲惫，深深受到心理创伤，虽然他们日以继夜救灾，但他们已出现麻痹情况——麻痹不是良知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这些人在经历凄惨的劫后场面后，只能想到救命，却没考虑到已被救出的大量灾民们正处在高温、处在周围尸体腐败尸臭扑鼻的恐惧感。
　　倪剑说，由于缺乏经验和长期疲惫，一些即使是被安置在防震棚内，有方便面吃、有棉被盖、有水喝的灾民，还有医院的伤员、伤员的家属、一无所有的老人们，也相对焦虑、紧张， 个别人甚至于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因此他们关注这些人最后可能出现的生命极限。
　　此外，虽然全国捐款捐物踊跃，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灾民需要的基本物资不足，如牙刷、内裤、鞋子等等。倪剑说，部分灾区、部分灾民现在还是处于物质匮乏状态，这里所说的“物质”不是食物或水，而是其它需求：“例如有的灾民想要一双鞋，有了他便能自立更生，到城里找工作，开始新生活。他虽然是健康的，但身无分文、没有证件，不知去何地求助。”以目前灾区的管理服务能力，要尽快为每一个灾民提供一双合脚的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几乎没有捐款捐物者或管理者意识到这个非常小但关键的要求，对灾民而言，尤其是山区地震后碎石遍地，合脚的鞋是如何的重要。她见到不少灾民穿着几乎颇损的拖鞋，走不出没有电视的救灾棚，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我遇到的灾民没有一个知道外面举国上下捐款捐物的积极行动， 现在非常非常需要有能力的人将这些赈灾物资送到他们手上。”
　　倪剑说，第一次真正接触农民、灾民，原来以为会有明显的距离感，但和他们一聊，见他们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还那么善良、体贴、谦卑，不由让 她每每落泪。
灾民的求生欲望很强，但因受创伤太深，使得他们失去要求协助的能力和胆量，他们觉得战士帮他们死里逃生，已经很不容易了。她举例说：我遇到的灾民，不知道向我要哪怕是一块钱、办一件小事， 还不住地往我手上送水。
经过这次勘查，倪剑认为目前灾区重要问题是：能帮助灾民的人不了解灾区情况，需要帮助的人不知道如何寻找帮助，问题主要出在管理上。倪剑表示，国难当头，她想呼吁具有良好工作经验、了解在紧急状态下如何管理物资、资源、人才的专家，尤其是那些健康、冷静、有爱心、理智的四川人，或是海外各地四川同乡会领导，能尽快加入赈灾行列，因为在现场，倪剑发现中国其它地区专家或官员，与灾民之间有语言障碍，常有误解，延误援助。她强调，灾民必须有会说四川话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来帮助，要尽快进行培训并赶赴现场。
“我一路遇到很多志愿者，各地都有，但很少有成都以外的四川人。要想让灾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重建家园，四川人必须自己帮自己。”

行前准备
　　团队出发至灾区前，倪剑知道危机对国家救灾管理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但她还是询问友人，能不能让成都政府告诉他们哪里有医院、灾民的帐棚以及孤儿院，好预先安排调查计划，到当地租车即可过去。
　　“但当时得到的回答是，所有进四川的志愿团队，都需向所在地卫生厅申请、获准领到各种证书后，再到四川省卫生厅、成都市卫生局或红十字会等机构办理，拿到证件纔可进入现场。我知道我不能通过这样的程序走，我决定连夜把我们的车包装设计，在车上贴了些宣传口号，看上去像是一部政府的车。”
　　倪剑认为，政府的程序安排是出于善意，因为有太多志愿者想入灾区，必须进行管理，但这种方式无法在地震等大灾下让各种资源充分发挥作用。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 中国应该考虑一下以后救灾如何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 更有效地发挥全民的力量。
　　看上去像政府的车还发挥另一个作用。倪剑说，她没想到这辆车在灾区被市民投以尊敬的眼光，“因此，即使是做志愿者，也需非常专业化。”
　　“我们在上海准备了20箱物品，只是为八人在两到五天的活动和万一发生不测做的准备，因为我们不想动用已经抵达成都的任何资源。”由于只有两辆车，无法多带些救灾物品。 　　“专门做紧急物资计划的员工上网在国际网站半小时内查到要带什么，司机花一天时间在上海把所有东西买到。另外我们又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倪剑解释，这一东西的构想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委员会主席胡应洲所提出，“胡应洲先生是个大慈善家，他只会把钱投资在该资助、实施得非常好的项目中，例如在中国，他捐助了近20年医疗卫生的研究，包括现在的卫生部长陈竺都是他投资捐助的研究项目的受益者，北京协和大学医学院一些较中年的主任医师都享受过他捐助的项目。”
　　胡应洲听说倪剑要到灾区现场，希望她帮忙带东西给孤儿，并建议可带高卡路里的东西或好吃的饼干、糖果。“我们当时就决定购买这些东西， 包括买些棒棒糖，这是考虑到当地的灾民肯定会有方便面或水，但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新鲜、会分散注意力的物品，所以我们紧急购买上海六七家大型超市的棒棒糖装过去。”
　　当倪剑一行人到了上海浦东机场后意识到，20个装物资的箱子大小不一，完全无法认清这是同一批物资。她跑遍机场，想找一支粗墨水笔在箱子上做记号，一无所获。她指出，在世界许多国家的邮局或是快递公司，均提供样式统一的贴纸，写好人名就可直接贴到箱子上，但上海最先进的机场却没有可作物资分类标记的必备资源。
　　倪剑说，如今机场内有许多单位托运救灾物品，情况这样紧急，机场的物资管理一定会出错——这也是他们在救灾路上的第一个心理挑战：担心救灾物资丢失。

机上开始进行辅导
　　倪剑一行在飞机上遇到一些记者，藉此机会为记者进行培训辅导。
　　“若不进行培训辅导，到了现场可能会给当地添乱，听说一位年轻记者到现场见到那么多尸体，又突然听到山崩声，非常害怕。
因此到现场的工作者，最好要有冷静的头脑，经过一天以上的心理培训。目前因为事出突然，最初到现场的记者、官兵、当地领导都没有受过培训，他们见到一瞬间强烈刺激，脑子失掉思考能力，只会本能地拼命干活。”倪剑说。
　　倪剑解释，目前在中国只有不到一百位心理咨询专家可在这样的灾难后进行辅导，而真正见过大灾难的只有一位去过东南亚海啸现场的北京咨询师。
　　倪剑认为，未到过现场的人要鼓励这些现场工作者，给他们打气，也要体谅他们，知道他们在前所未见的惨烈境况中，理智有时不很清楚。
　　倪剑一行到了成都后，见到当地人民一张张无法放松、满怀哀伤的脸﹔为他们服务两日的司机，打招呼时也显得非常不礼貌与冷漠。“为何我们来救援，他却这样冷漠？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是心理受伤却还在为我们工作，他的家人可能受伤、朋友可能死去，他的不快乐是正常心理反应——他们笑不动了。我们感同身受， 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想办法让这些朋友快乐一点儿。”
　　倪剑一行人想紧急联系友人，但手机都失去了讯号，联系起来非常不便。倪剑认为，断续的信号会让讯息产生误解与误判，并造成情绪恐慌和烦躁。

东西就在眼前却拿不到手
　　倪剑发现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管理上的缺乏效率。
　　她对多维社指出：“到成都后，我们只有两个司机来接，其它抵达当地的援救团则有各种各样的迎接团，举着各式旗帜喜气洋洋，好像旅游目的地到了。这点说明，政府部门在紧急状态下的人员调配能力不足， 对民间救援没有统一的安排或信息指导措施。”
　　大量救灾物资出现出不去也进不了的情况。“我听说的信息是，成都人民踊跃献血、当地物资也充足，现在最先要做的是把药品运进去，因此其它地区的衣服什么的暂时运不进去；我去之前也看到民众堆放了衣服，物资在上海运不过去。但到了成都，又发现物资没有地方放。其实医院的血和药都已经在大仓库里，但因为管理、输送上的问题，东西就在眼前却拿不到手。”
　　倪剑认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除了突发事件之外， 就是政府也缺乏管理人才、设备和经验，也没有应急支持，加上当地工作人员都非常焦急、夜不能寐，更造成混乱。倪剑表示，发现这个问题后，她马上联系总公司在美国的客户普洛斯，普洛斯为国际上最大的物流配送设施及物流基础设施提供商和服务商，也是中国最大的物流配送设施管理公司，北京奥运会的所有仓库是普洛斯建造的。普洛斯是一家美国公司，中国政府和军队未与之合作过，所以中国不了解境内已有这些管理资源了。
　　倪剑打了电话给普洛斯的副总赵明琪，询问成都有没有仓库，可否出让？赵明琪回答，成都还没有建最近的在重庆。倪剑询问，能不能出让？同时还出让仓库里的运输设备、人才和计算机？她要求赵明琪与其全球总裁联系，询问公司愿不愿意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国际上最好的紧急灾害和战争的物流管理专家、设备，在当地物资管理混乱的情况下进行培训，且为专家们准备同声翻译，最后，倪剑认为，普洛斯应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供全部费用，不应要中国一分钱，而倪剑则负责联系中国方面可做决定的领导人，促成双方合作。
　　“说完后我一阵兴奋，因为从明琪的口气这件事应该可以。回到餐桌上，却什么都吃不下，当初来时下定决心要补充能量，因为在上海两天两夜只吃饮料与简单蛋糕，在机上也忙于培训记者；我的同事了解未来几天会很辛苦，在成都机场附近订了一桌菜，但我坐下来一口都吃不下。”倪剑对多维社说， “从理念上我知道要增加能量，但生理上却拒绝。”后来了解到很多官兵也都有同样的生理反应。

进入都江堰
　　倪剑他们想去医院，但都需要证件。恰巧有个电视台在都江堰的许指挥曾与倪剑在美国一同做过媒体培训，倪剑认为，到他那一定能看到想看的东西。
　　在往都江堰的路上，倪剑提醒司机，自己的车辆可在其它市民车队之前，但一定要让在救援物资车辆先走，不阻碍救援工作，不过成都交通很畅通、一点不混乱。
　　另一方面，“我们赶到都江堰只用了一个多小时，路上救援物资车不多，我们一直开在救援专用车道上，后面没什么车辆，这说明肯定是物资管理有问题，后方物资无法朝前方发。”
　　当一行人到达都江堰口时被拦了下来，前面的车需出示证件才能进去，不过当检查哨兵看到倪剑一行车辆，对他们放行了。倪剑认为，除了他们装饰过的车看起来像政府车辆外，检查哨的管制还是存在问题。
倪剑还介绍了车辆上所贴标语的由来：是连夜请美国著名心理专家写的，不希望我们的善意伤害别人——像泪、伤、痛、苦、血、红色的字眼会对受伤的人更受伤。我们原本准备的是‘别哭，有我在’，‘别哭，让我来帮你’，‘别哭，跟我走’﹔还有口号：‘把你心痛的感觉告诉我，你的心痛是我的痛’。”但他们将准备的一系列煽情标语给心理专家时，都被打回票。 倪剑团队重新想出了新口号：敞开你的心，这里有阳光。
“心理专家告诉我们，不能许诺他们任何东西，因为当我们许诺的给不了他们时，他们的绝望会转变成仇恨愤怒和更糟糕的心理障碍。”倪剑说，在电视、报纸上看到，救援的人经常对灾民说：我们会帮你的、你没问题、援救马上就来了等等承诺，实际上都可能造成灾民们第二次的心理伤害。
“我觉得稍微用点心，救援就可以更理性和有爱心。好的商业公司都有很强的品牌、公关、广告意识，比如这次捐款，我就收到我所有的客户捐款后发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简报，藉此加强品牌。而一路看到的其它口号就比较有力量而缺乏关怀、温情和企业社会责任特色。”

前线领导心理压力大
倪剑一行人来到都江堰，马上将车开到电视台的指挥部。电视台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都江堰市公安局门外的几顶帐篷里。旁边是日以继夜忙碌的消防官兵驻扎地。站在指挥中心往对面看，一整排的6层居民楼看似崭新，但却早成了危楼，人去楼空。与指挥中心的忙碌相比，居民楼这一边寂静无声，都江堰成了一座空城。距离指挥中心不到200米的楼房已经完全倒塌，数百具尸体依然埋在瓦砾之下，尚未处理。烈日暴晒之下尸臭随风阵阵，尽管每半个小时都会有消毒车喷洒药水，依然掩盖不了刺鼻的气味。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直觉的反应都是恶心呕吐。然而出于对许指挥以及官兵的尊敬，对亡者的同情和尊重，倪剑等团员都努力克制住了不适的生理反应。由于天气酷热，中午送来的盒饭经常到了晚上就不能吃了。况且处于恶臭连连的环境，如果不是饿到极点，一般人都不会有胃口吃饭。接连两天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回到上海，潜在的心理生理反应终于在倪剑身上明显显现，吃饭的时候已经不愿意看到肉类食品了。 进入指挥部，一行人很快见到许指挥。倪剑感觉许指挥笑起来非常苦。因为他太累了。
　　倪剑指出，一般作为指挥人员， 工作量大的人身边必须有至少一位优秀的助理。“但整个指挥部只有许指挥一人，其它所有人员都派出去了，他们只要有生命迹象就去会救……许指挥今天上午刚经历了惊喜和失望，他们听说一处有生命迹象，但过去时发现是一条狗，虽然狗也是生命，但现在我们很希望挖到人。”
　　 　　许指挥除了对前方最新的信息和总部的指示，其它一切都淡然，甚至对礼物也显得漠然。出发前，倪剑在家中找到一瓶台湾金门高梁，还很欣喜自己翻箱倒柜找到了这瓶珍藏的好酒，因为自从两年前在美国和许指挥一起畅快地喝过后，两人还未再好好聚过，而且许指挥也把倪剑要去和他一起工作当作玩笑话。但当倪剑拿出金门高梁，许指挥却只说：白酒，挺好的，很需要，非常需要，可以杀菌。他真的是满心投入了工作。 倪剑自己感到了责任的沉重。 很想帮他做些事情。
　　倪剑将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战地救援者自我保护的讯息给许指挥阅读，这份资料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网站上可下载。倪剑开始逐一询问许指挥的心理状况，发现平常幽默会笑的他如今只知道拼命救人，连身体痛的感觉都没有了，倪剑认为，从他的状况来看，其它指挥的情况可能更严重。这是任何没经过培训者会发生的普通生理反应。
　　心理团队也试图给予帐棚旁刚从救援现场下来的救援队员作心理辅导，这些人都马上拒绝；掏糖出来，这些人也拒吃，一脸冷漠和严肃。
　　不只指挥官和救援人员，记者之间也有问题。她表示，指挥部记者返回时间不一，不过大都是晚间11点、12点后纔回来，有的更晚。记者们也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人属于这个指挥部，大家只管自己的组，彼此没有交流。
　　“救援人员的自救中很重要一点是找到放松与娱乐自己的方式，安排充分休息，不要总和幸存者或受害者在一起，每天必须有救援者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倪剑对多维社说。 而这群记者对心理治疗也多半抱持不信任态度。一位去采访印度尼西亚海啸的记者先是鄙夷心理干预，说是多少个人给他看他都不信，“他们这些医生都是瞎摆活，他们见过什么场面？”但相处了一个小时后，他开始慢慢慢慢地倾诉，可惜时间已是凌晨一点，睡眠更重要，尤其是心理咨询师也要休息好大脑，所以我们只好依依惜别。 一名年纪较大的记者后来说，来到灾区后眼睛上火，看不见字，倪剑认为，电视台的指挥部有水有面条，却没有放松或清火药物，她建议，在大指挥部中，应为人员准备镇静、清火、消炎和明目的药品，有了这些药品，所有人员的工作效率也会更高。“我以后见到电视台的领导会建议他们为这样的前线团队配一个随团护士，这不是级别待遇的问题，是管理的科学化。”

洪学智的外孙女也在忘我救难
　　与许指挥谈话的当时，倪剑一行见到一名眼睛漂亮但皮肤晒得蜕皮过敏的女子，穿着迷彩服，带着夹杂兴奋与疲惫的精神前来请示许指挥。倪剑听到似乎后方用过几个理由一定要女子回去，但女子表示自己一点问题也没有，还能干得很好坚决不撤，要许指挥站在她这一边，女子离开后，许指挥介绍，她是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洪学智的外孙女。
　　她拼命救难的精神让倪剑印象深刻：“这是我到当地受到的另一个感动，虽然军队和其它前线部门目前做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有些不科学，但没办法， 这是紧急状态。 他们的精神崇高非常忘我。”
　　倪剑说，还有一名士兵主动来找我们团队的专家做心理干预。他是接到救灾命令后没多想就到现场了，现在心中很难受。这名士兵在灾区接到的首要任务是去挖坑，随后搬了五具尸体，受了极大刺激，手脚都软了；上级让他们到下一个坑，他在那里搬了70到80具尸体，各种姿势死法的都有；干完之后上级又命令他到第三个坑，但叫了许久，他既看不见也听不到，脑袋一片空白。他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很多，有时上级领导来鼓气，他们脑子里木木的，什么也听不清楚，耳朵好像聋了。倪剑要这名士兵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一开始这孩子有些犹豫，不知从何说起，家里的电话号码也堵在脑子里想了一会儿才蹦出来，但终究打了，一打讲了40多分钟，回来时舒服了些。

团队进行心理辅导
　　倪剑团队也遇到另一个士兵，此人当兵的目标是为了入党，家里人也是每封信都催，但离退伍不久，入党机会眼看要失去。他知道若前往灾区便可能入党，所以积极报名上前线，被选上后，一路偷着乐，长官说的激励的话、命令的话他都没认真听，就想着救了人可以入党，入了党会有种种种种好处，幻想着这些好处他就兴奋。但来到现场后，惨烈场面将他吓呆，几百具恐怖的尸体和周边家属的哭天抢地的哀嚎使他不断谴责自己来的目的和入党念头是罪恶的，觉得自己太自私，心理压力大到让他想轻生。倪剑认为，这名士兵愿意主动表达心事，是件好事。
　　倪剑团队也到了不远处的灾民帐篷，一女士跑上前询问，能不能帮帮她丈夫——她丈夫经历了塌楼恐怖，亲人失去，两眼失了神，一直呆坐着，头稍碰到枕头就痛苦得尖叫，他睁着眼但眼中只见到黑暗与恐怖。
　　“我们咨询师决定冒险作催眠，半小时后，成功地让他入眠了。”倪剑认为，灾民需要这样的服务，但必须由真正的专家来进行，催眠术是很危险的治疗方式，弄不好结果更糟。
　　倪剑团队治疗师也看到，帐篷内有人裸奔或是作恶梦者乱哭乱笑；分配帐篷时，有两家灾民抢起来了。都江堰到成都的交通非常畅通，灾民还在争抢一顶帐篷，倪剑认为，这也是灾民受刺激后产生发泄心理造成，以及物资发放的管理问题。
倪剑团队在都江堰遇到另一对夫妻，１３岁的女儿在学校倒塌中身亡，太太除了512当天在学校倒塌的楼房前嚎啕大哭一场后，一滴眼泪也没流过，一直发呆，五六天没好好阖眼。他们只剩一辆小车，这辆车过去唯一的功能是载送女儿上下学，如今女儿再也不需他们送了；虽然失去女儿，他俩仍关心着其它灾民，他们愿留在车内住宿，将有限的帐篷让出来给其它灾民，但灾区管理规定帐篷内的人才算灾民，由政府提供救灾物资，包括每日三餐，但他们要去领方便面和水却被训斥回来，使得这对夫妻很伤心：到帐篷去，就有吃的，但帐篷已经不够，别的灾民就没有遮风挡雨的东西；留在车里，没吃的。他们内心不平，对管理很有意见。
倪剑在都江堰也听闻复学一事。许指挥告知，第二天将在聚源中学举行复学升旗仪式，倪剑想到旁边数百具尸体还未全搬走，腐臭味道飘在空中，复学的孩子心理感受会如何？该怎样上课？虽然复课是鼓励，但对孩子的伤害也可能很巨大。倪剑将此想法告诉许指挥，许指挥稍后转告，她的部分建议被采纳，不搞复学仪式。

绵竹汉旺镇
　　倪剑得知绵竹汉旺镇检查哨查证件查得非常紧，当她们到达检查哨，看到有的车辆被拒绝进入，但轮到倪剑团队时，检查哨士兵又放行了，这再次令她们没想到。倪剑认为，问题出在这儿管理有漏洞，上层领导下达严格管制的命令时，前线士兵想的第一要务是救人，看到倪剑一行非常像政府车辆时便直接放行。她呼吁有关管理专家研究一下管制某一地区的信息沟通和科学性问题。
　　在汉旺镇，倪剑拨通电视台当地王指挥的电话，但王指挥表示自己非常忙录，他管技术，说不进行任何其它跟设备无关的谈话，他已没耐心听完整的话。倪剑表示，这是由于敬业心的原因， 也是前线领导心理压力太大的缘故。
　　倪剑一行见到当地士兵在做全国默哀仪式的准备，她突然意识到他们来到一个具有历史寓意的地方：就是汉旺广场的这个大钟在地震中被震得停摆，指针正好指向１４：２８分，成为世界各地的新闻照片。倪剑对多维社描述，汉旺镇的气氛祥和，好像当地人员只剩下灾后处理工作。
　　当倪剑目光再度回到做默哀演习的士兵，听到旁边有人在笑，因为士兵的基本练习动作常常出错，脱帽时有人取不下来。她感到非常难过：士兵太累太苦，他们麻木了，身体不听使唤。真的很怜惜这些年轻人， 特别感动。

只要一点救助，便能自力更生
　　倪剑一行人等待全国默哀时间前向灾民分发糖果，发现他们善良的一面。有人表示先前拿过了，不想再拿，还反而要倪剑喝口水歇息一会儿，倪剑不好意思拿瓶装水，灾民说：别怕有瘟疫，现在他们是干净的，若是担心，我给拿瓶没开过的。这让她反而尴尬，收下水。她询问灾民过得好不好，他们异口同声地感谢党、感谢军队，说若50年前，谁来发给他们帐篷？
　　不过，这群灾民却不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地震、不知道外界都为他们祈福献血、也不了解全国即将为死难者默哀，更不知道今天突然增加的这么多记者是冲着这口钟来的。如果说“桃花源”是一处与世隔绝的人间天堂，他们就是与世隔绝的人间地狱。灾民向倪剑哭诉心里很苦，但又请倪剑赶快先去慰问子弟兵，说应把糖分给他们，说“党很照顾我们，不必担心，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但子弟兵还来救我们。”。
　　为何这些灾民认为党很照顾他们？灾民以倪剑听不太懂的四川话表示，他们是在汉旺镇中心大钟底下经商的小商贩，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地震当时他们站在路口，突然间一摇晃什么都看不见，房子塌陷，整个世界灰蒙蒙一片，就像世界末日来临。
　　“对我们来说，地震是下午2点28分；对他们来说，地震后就是黑夜、就是没日没夜的恐怖。只有看到行动， 看到党和政府施救， 才会看到希望。 ”倪剑对多维社说。
　　之后余震不断，让这群灾民再度受到惊吓，许多被埋者向他们求救，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救，地上排满救出后又死去的，每栋楼里都是几十、上百双的手齐声哀号“救救我。。。”不知先救哪一个好，非常恐怖。不久，这群灾民发现旁边的东风气轮机厂有一群人在发放物资，但当灾民们也想去领取时，却被当作“暴民”而拒绝。倪剑难过地说，她希望别把受过灾难的人当作暴民，他们即使抢东西也都是为了求生存，他们身无分文，只要得到一点钱和必需品能维生，尤其是余震不断地情况下，他们只是为了求生去找寻一些废墟里的东西，就算有幸挖到钱财，他们也还是灾民，没必要视他们为暴徒。倪剑的父亲是著名法学教授，唐山大地震后就发表文章呼吁不能把在废墟中寻找财产的灾民当暴徒，“这次回上海后，我会和我父亲一起真正推动立法，看到电视上被抓的这些人，我觉得太残酷了。我已经让我新华社的同学写内参，如果灾民以前没有偷盗纪录，这次地震后的废墟里寻找财物，哪怕是别人的，定刑量刑上都要有别于通常的法规。”
　　灾民还叙述，他们开始震晕了，发傻发呆，但当领取物资被训斥为暴民后满腹屈辱和气愤，脑子被激活了，他们认为这群领到救灾物资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有组织，“为什么我们没有人管？”想啊想啊想，想想自己很可怜，一无所有也无依靠，真想自己也有个什么组织，可以不被人歧视还领点必备材料。突然有人想起自己也是领社保、缴税的，所以自己的组织就是党，于是他们一群人兴奋起来，集体去找镇政府和镇委。　等他们越过瓦砾碎石、残垣断壁到达镇政府却发现镇委和镇政府都移为平地，里面的人已几乎都死亡了。灾民们哭了很久，觉得“党死了，没人管我们了”，有党我们是“人民”，没有党，别人都会把我们当暴民”，一群人伤心欲绝，在镇政府门口围着哭。后来居委会主任和书记还活着发现了他们，他们不顾自己家人，逐家逐户找人、登记，还帮灾民在废墟中找东西。
　　灾民赞扬主任和书记，还赞扬前来救援的军队。救援队到达时，发放帐篷、食物等必需品，还帮助他们寻找亲人，因此党与军队成了这些灾民的依靠。
　　倪剑一行人来到汉旺镇广场参加全国默哀仪式，她回忆说，中国电信临时拉起信号不清楚，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只听到声音听不清内容。更令她感到讶异的是，广播中随后传来阵阵轰隆隆的声响，她的第一反应是又山崩降临或是恐怖袭击，“我当时一阵惊叫：　是不是山崩了？”后来她在成都机场登机前，才从电视上得知那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在高呼“中国加油”。“看到那个万人齐喊中国加油的镜头，我真的很感慨，这个排山倒海的呼喊，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为之振奋， 但也一度曾让我们在灾区的人误以为又有地震了，灾民接收的信息与北京现场不对称的，反而增加了在灾区者的恐慌。
　　倪剑在汉旺镇查访灾民，一位曾经营皮包店的女士看着倪剑的包，眼神奇怪，倪剑后来才意会到，皮包曾是这位女士的事业，她看到自己的包，心中必定情绪复杂。这女士表示，需要手电筒，否则晚上出去如厕时怕踩到尸体、也怕踩到石头滚下去﹔另一人提出要牙膏，一女子需要短裤，自己身上的多天未换了也没手纸﹔另一女子则需要一双合脚的鞋子——有了鞋，她就能自力更生。
　　一灾民认为遭遇灾难是自己前世做坏事，菩萨在惩罚他，只要再做好事，菩萨就会救他，信奉佛教的倪剑便将一串佛珠给了他。
　　当倪剑再度询问灾民有什么需求时，他们诉说，孩子很辛苦。她告诉他们，许多人在收养孤儿，不需担心。她向一位对她求助的灾民说可带走他的女儿，或其女儿也可到上海找她。一位灾民说，能不能请党也收养老人？老人一无所有，但我们没能力照顾了。倪剑承诺将把此讯息转达到外界。
　　她另掏了三千元给这几位灾民，虽然灾民谢绝，但她坚持要他们收下。倪剑认为，这些灾民本性善良，只要有一点小资助便能自立。
　　灾民也担心瘟疫。一人说，这些日子天天高温，再不出去，瘟疫即将爆发，如今有钱者已先离开，留在灾区者没钱，也不知如何出去。倪剑安慰，当局一直在派人消毒，要灾民放心。 倪剑还讲述一个故事：一对夫妻从浙江带着孩子来汉旺镇看老人，却遇上地震，一颗大石将他们母亲砸到地底下，尸首分离，他们的父亲从此盯着那块大石不离开，这对夫妻就留下陪着爸爸。他们就是如此善良纯朴。
停留在汉旺镇越久，听到越多故事，但倪剑认为，自己团队能力太有限，必须把这些讯息传达到外界，才能依靠大家的力量提供援助。
当一行人打算离开汉旺镇的时候，倪剑发现车里还剩一箱棒棒糖没有分发。她想起到了汉旺以来还没有跟现场的官兵沟通过，于是赶紧跑向广场上的一队官兵。这些士兵刚脱帽默哀结束，正准备赶往下一个救灾地点。倪剑掏出袋子里头的棒棒糖表示送给他们，希望他们放松心情。士兵们对此十分惊讶，甚至没有明白过来。直到倪剑找到这队官兵的长官，并跟他解释，这些棒棒糖是千里迢迢从上海带来，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慈善家捐款我们代购的，能给士兵们带来情绪上的支持以及放松，长官才同意帮助分发糖果。士兵们拿到棒棒糖才明白倪剑之前的用意，努力想以微笑向她表示感谢。然而他们布满血丝的浑浊的双眼、僵硬的嘴角、疲倦的面容、伤痕累累的身体使得他们的微笑都如此的勉强以及苍凉。这群看起来不到20岁的年轻士兵在经历了7天没日没夜的抢险救灾之后迅速苍老，除了疲惫，他们没有在微笑里体现一丁点的快乐。
停留在汉旺镇越久，听到越多故事，但倪剑认为，自己团队能力有限，尽快离开，才能将讯息传达到外界，赶回上海提供援助。
车子从汉旺返回成都经过一个收费站，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妇人拦住了车询问有没有什么吃的。倪剑万分震惊：政府难道没有提供救灾物资给你们吗？老妇人回答，政府是定量给的，每天一斤面。她跟70多岁的老伴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到公路边寻求帮助。一行人赶紧把车上本来打算带给九洲体育馆受灾群众的食物匀了一部分给她，还帮她搬到家附近。从成都市区到这个地方，道路情况良好。在绕路以及关卡审核的情况下，车队也只用了3个钟头。道路不通，险情频发的山区难以运送物资，发生这样的情况还能理解，但是在这样道路畅通的地方，物资分发如此苛刻，实行平均主义是不能原谅的。国力昌盛，相信国家和其它地区的捐助者救助这样的老人，给老人以温饱还是完全有能力的。

灾区管理问题
　　然而，当倪剑来到绵阳，将汉旺的消息告诉一名德阳绵竹的电视记者友人时，他不相信汉旺情况如此，他认为那里的状况良好。
　　倪剑对多维社说，这些在灾区的记者都在抢新闻，他们虽然想给中国人打气，想给予援助，但却没感知到身边灾民的真实需求。她认为，新闻管理也出了些问题，前线工作者已变得只会听某部分的讯息，只会做形式处理。
　　倪剑也从一名志愿者口中得知灾区医院的管理问题：医生护士忙着抢救伤员，国家规定每个伤员三餐保证，但陪在伤者身旁的家属也是一无所有却没有地方吃喝。饿了好几天没饭吃、没水喝，他们不晓得去何处领饭，没有一个组织在管病员身无分文的家属，然而外界却以为只要灾民进了医院便能得到良好照顾。
　　5月19日上午，倪剑收到普洛斯副总赵明琪的电话，对方表示已知会公司总裁，专家也已找好，而且可以整合ＵＰＳ，联邦快递。ＤＨＬ等等海陆空各种运输资源。由于身处灾区，几乎忘了此事的倪剑开始搜寻脑中可做为与中国官方联系的人，最后想到一名领导，此领导答应直接联系普洛斯，提出所需物资的要求，倪剑心中的大石才放下。
　　然而随后倪剑发现普洛斯得先向上海民政局提出申请，倪剑认为目前物资调配不均、运送速度缓慢、管理人才缺乏，要求新华社内参部领导尽快处理普洛斯等国际大的物流快递公司运送物资的问题，这位领导也承诺给予帮助。
　　倪剑还提出灾区学童复课问题，她认为目前中国缺乏整体复课规划的人才，美国有，但中国却没提出要求，而中国目前需要管理方面的援助。
　　倪剑最后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尤其是海外四川同乡会应寻找懂四川话的人才。倪剑在这一趟勘查中发现语言障碍是个大问题，她的一名咨询师因一名孩子告诉他妈妈在地震中死亡，而给了这孩子五百元，然而其它灾民却表示这孩子说谎，他妈妈早就过世，咨询师后来明白过来，这孩子说“妈妈早死了”，可能被咨询师听成“妈妈砸死了”，因此，倪剑认为由四川人直接帮助家乡父老的灾民是最好的。

队员都是危机和心理专家
倪剑对多维社表示，他们一行八人中，四位是危机公关经理，她本身是危机公关专家，另三位是刚进危机公关行业的年轻人：一位是去年毕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生，一位是三年前毕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生，一位是六年前毕业的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国际新闻专业学生。
　　“我是1990年自大学新闻系毕业，接着去美国工作生活十多年，现接任哥伦比亚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席。”倪剑说。
　　另四位队员是心理咨询专家，都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严文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坐镇上海提供后方支持。
　　这一行八人没有依靠当地政府的帮助，而是是一组自发前往灾区的民间团体，由申尼邦德公共关系咨询公司提供后勤协助、华东师范大学提供专业服务。他们的行动证明，民间力量是可以帮助四川灾民的。倪剑表示，如果觉得自己学有所长，在国难面前就要在捐款捐物之外捐出知识和经验。
在灾区最大的感受就是人民的可爱可敬和政府的感召力。 但是也看到了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我们在管理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所以她呼吁全民献爱心的同时，
能有比他们背景经验丰富的人加入救灾行列，迅速帮助震区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这是国家的希望所在。